二　诸子学在近代的复兴
清末民初之际，在经学走向没落的同时，传统学术领域里另一个重要的变化便是诸子学的复兴。经学与诸子学地位的彼此消长，既是传统学术内部结构的变动，也是近代社会政治变局的结果使然。
先秦诸子曾经开创了百家争鸣的繁荣的学术局面。但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学便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和正统，使非儒学派的诸子学日渐处于伏流与异端的地位。长期以来，诸子学研究虽然也是不绝如缕，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作为儒家经学附庸的命运，以至于形成如梁启超所谓“汉以后无子书”的尴尬窘迫的学术境况。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兼思想家李贽、方以智、王夫之、傅山等人，敢于无视俗学（理学）的压力，在批判理学的过程中倾心致力于诸子学研究，尤其傅山更是自称老庄信徒，并公然倡导诸子复兴，成为卓越的诸子学大家。然而，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真正改变诸子的厄运，他们在当时或被视为异端或被迫归隐不出的命运便是明证。乾嘉时期，经学考证大盛，又在一定程度上为诸子考证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汪中、焦循、凌廷堪、毕沅、孙星衍、王念孙等著名学者，在从事经学考证的同时，逐渐将治学范围扩大到诸子学领域。汪中精研《荀子》《墨子》，极力发掘荀学、墨学的价值，甚至将荀、墨提升到与孔、孟并列平等的地位，其说颇为惊世骇俗，因而被正统儒家学者指斥为“名教罪人”，以致其诸子学著作多不传世，今仅于《述学》中概略可见。王念孙著《读书杂志》，遍考《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管子》《韩非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子书，其考证范围之广与方法之精严，既可谓当时诸子考证的代表作，又为后世诸子学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尽管如此，汪中、王念孙等人的诸子学研究仍然深受儒学正统的制约，难脱儒学思想的羁绊，他们的努力虽然为诸子学的复兴作了一定的准备，但最终并没有促使诸子学在乾嘉时期得以全面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