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透视主义者争辩说，解决办法是撤出真理和谬误的归结，即至少在迄今这些传统的实践中所理解的“真”和“假”的意义上，从个别论题以及这些论题为其组成部分的系统信念之主要部分中不再做这种归结。我们不把对立的传统解释为相互排斥以及互不相容的、理解同一世界、同一主题问题的不同理解。相反，让我们将它们理解为提供了非常不同的、从互补的视角来展望它们对我们所讲述的现实之透视好了。
相对主义挑战和透视主义挑战共享某些前提，而且往往作为单个论证的部分而一起出现。其中每一种挑战都以多种样式存在，没有哪一种样式按照原来对真理与传统的合理性要求对之评论而得到详细阐述。但是，这样说，它们也并未失去任何力量。然而，我将要论证：它们从根本上被人们误解和误导了。因此我将指出，其明显的力量来自它们对关于真理与合理性的启蒙运动的某些中心立场的倒转。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坚持一种真理与合理性的特殊观点（在这种观点里，真理由理性方法所保障，而理性方法则求助于任何充分理性反思的人不可否认的原则），而后启蒙运动的相对主义和透视主义的倡导者们则宣称，如果启蒙运动的真理与合理性概念不能够维持，他们的主张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后启蒙运动的相对主义与透视主义就这样成了启蒙运动的反面对应物，成了它颠倒了的镜中映像。在启蒙运动祈求于康德和边沁的理论时，这种后启蒙运动的理论家们则祈求于尼采对康德和边沁的攻击。因此，毫不奇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看不见的东西，对那些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者和透视主义者来说应该同样看不见，因为他们自称是启蒙运动的敌人，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和在他们没有承认的程度上却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以前不能或现在仍不能意识到的东西，是传统所拥有的那种合理性。这部分地是由于过去和现在根深蒂固的蒙昧主义者对传统的敌意，一方面现在和过去都可同样在康德派和边沁派、新康德派和晚期功利主义者中发现；另一方面在尼采派和后尼采派中也可发现。但是，传统合理性的不可见性部分是由于缺乏对那种合理性的疏义，更不用说为之辩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