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致用目的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也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怎样看待和说明二者的关系,是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强调求真原则者往往对经世致用持保留态度,认同经世致用者则对历史上曲笔作史现象难以解释,这种困惑还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现今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进而影响到人们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价值判断。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承认秉笔直书传统,并不是就否认曲笔作史的现象的存在;而肯定经世致用,也不是就意味着赞同史学成为政治的奴婢或附庸。事物是复杂的,史学也是复杂的,只有从主流看,才能真正看清求真与致用相辅相成的关系,看清“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76]。
——对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作贯通的考察。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是从外国输入的,是因“摒弃”了传统史学才产生的。这种看法无法解释近代史学为何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故与近代史学的客观进程是不相符合的。应该深入地考察近代史学如何吸收了传统史学的优良成果,以科学地说明近代史学的产生。在历史观上,近代史家以进化史观为指导,这固然主要是从西方学来的,但同时,他们也由于吸收并改造了中国古代的朴素进化史观而形成。如夏曾佑接受西方进化学说,“确有他深刻研究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观点为基础,做到融会贯通”。在治史方法上,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人“都深受乾嘉考证方法的影响,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在编撰方法上,近代章节体史书的产生,既是从外国学习了新的编纂方法,同时又吸收了中国原有的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将二者揉合在一起,而达到创新的目的”[77]。